董明珠代表的系列建议，正好指出了原因所在。一则，对于家电的强制性报废，我国目前并无法律规定。家用电器超过使用年限，却仍在服役的情况，比较常见，回收也就无从谈起。二则，法律不完备。比如《循环经济促进法》虽提出了强制回收名录，划定了消费者的责任，但仍然是一个宽泛的框架。2012年，有媒体称，强制回收的包装物名录及管理办法、限制生产销售的一次性产品名录等《循环经济促进法》配套法律条文，有望5年内陆续出台。法律配套的滞后，由此可见。另一方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虽然配套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但条例本身并未划定消费者的责任。

与此对应的是，目前，我国的电器回收多采用鼓励的形式，以激发全民参与。比如以旧换新。但这种模式仅是阶段性的，不可持续。一旦优惠政策停止，在废弃家电的处理上，消费者难免又回到小作坊的怀抱中。毕竟，相较于正规的废旧电器处理企业，这些小作坊的技术和处理都不专业，成本耗费更低，在家电回收上具有喊价优势。

要改变这种局面，须以法律明确消费者责任，并监管剔除小作坊的生存空间。建议政府针对回收系统出台强制性政策，并通过建立电子废弃物公共回收平台，形成回馈、鼓励全民参与的回收模式，建立和完善回收体系；建议政府成立专门的电子废弃物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废弃家电和电子产品循环利用的整个过程；以法律明确电器用户的回收、废弃责任。董明珠代表的这一系列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但，在完善现代化的回收体系的征途中，不能忽略了小家电的困境。相关比例显示，一个家庭拥有大、小家电的比重大概是1:4，也即说，小家电的市场保有量和淘汰量远超过大家电。但目前，小家电的回收处理不但存在法律空缺，亦未被国家补贴所覆盖。加之产品小，拆卸复杂，国内现有的处理技术无法充分挖掘其价值，导致小家电被认为利润低，在回收市场中被打入冷宫。

日本在小家电回收方面的工作，值得我们借鉴。除了对小家电回收进行立法，日本的一些地方政府，出资设立了小型家用电器的回收箱，然后转交给专业企业分解处理。而日本大部分从事家电分解的企业已经开发出家电资源回收技术，能够从小型家电中回收金、银、铜、锌、稀土等多种资源。据日本环境省计算，一年内废弃的小型家电可以分解回收28.4万吨金属，价值高达874亿日元。另有报道显示，日本小家电回收渐成产业，盈利企业升至53%。这说明，我国在小家电的回收利用上，大有可为。这需要立法的强制性支撑，也需要政府扶持，以及企业的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