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责令某些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保证随传随到的强制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2]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应当在向犯罪嫌疑人宣布后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证人担保形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法律文书和有关案由、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保证人基本情况的材料，送交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同级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证金担保形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核实保证金已经交纳到公安机关指定的银行后，将有关法律文书、有关案由、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的材料和银行出具的收款凭证，送交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同级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收到有关法律文书和材料后，应当立即交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县级公安机关执行。负责执行的县级公安机关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核实被取保候审人、保证人的身份以及相关材料，并报告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后，通知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派出所执行。

第七十二条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应当综合考虑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需要，被取保候审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被取保候审人的经济状况等情况，确定保证金的数额。

提供保证金的人应当将保证金存入执行机关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

第七十三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本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凭解除取保候审的通知或者有关法律文书到银行领取退还的保证金 [3] 。

保证金数额幅度的确定原则

长期以来，我国法律没有取保候审保证金的规定。实践中各类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加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因此，保证金数额幅度难以做到划一。据此，笔者认为在把握保证金数额幅度时，应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合理规定，结合我国司法界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的成功做法，在不悖于保证金“现实的担保性”和“可能的惩罚性”的立法本意的情况下，视保证风险的大小，按下列原则予以确定。

1、重罪高于轻罪原则

从刑法理论说，重罪的社会危害性应明显大于轻罪。相应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受到的刑罚制裁就重，由此，司法机关对重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可能承担的风险同时加大。因此，其保证金数额幅度应明显高于轻罪的保证金数额幅度。如：同为侵犯财产型犯罪，由于抢劫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在决定对涉案嫌疑人或被告人适用保证金取保候审时，其金额幅度就应高于一般盗窃案件的保证金幅度。

2、高收益者高于低收益者原则

公民经济收益的高低反映了特定社会成员的生活富裕程度。为使保证金制度在立法上的平等与司法上的公正达到尽可能的和谐与统一，在对不同富裕程度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时，确定一个恒等的保证金指数，显属极为必要。对此，依笔者拙见，凡对有固定收益者决定适用保证金的，无论其收益的多寡，其数额幅度的确定，均应以其6个月实际收益总额上限，1个月实际收益总额为下限。对没有劳动性收益的，则可变通采用“人保”方式获得取保候审。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时，自然亦可视其有无收益，采用该项原则处理。

3、健康者高于体弱者原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的办法”。这一规定潜在地表明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刑事诉讼活动可能造成的妨害程度。由此，我们可推论得出，身体健康者在被取保候审过程中不履行新《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保证义务应承担的责任可能较之重病、怀孕、哺乳者大。因此作为具有惩戒性的保证金的收取幅度，也相应较高。

取保候审的期限，长不超过12个月。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